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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曾应枫（岭南民俗专家、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）
广府文化界中，几乎无人不识龚伯洪。广州方志专家、民俗文化专家龚伯洪生前有一堆头衔，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，后学多称他为龚老师，他在朋友圈自谦为“龚仔”，笔名“白鸿”。我与他在广州民间文艺界共事多年，亦师亦友，相互直呼其名。
认识伯洪是在四十多年前的报刊上，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好些报刊上经常见到他的文章，多是讲有关广州文史地情的事，文笔流畅，通俗好看，让我知道了好多知识。后来在一些笔会上与他同台，到他发言，总是说一口字正腔圆的粤语，且讲得生动谐趣，令人拍掌。
在我眼中，伯洪是个全才、奇才。他于1943年在广州出生，读书至高一，就入厂当学徒，特殊时期全家还被遣返回家乡。但伯洪自小聪明好学，在逆境中更加自励，在乡下劳动十年，读了不少书，学会写诗词及文章。1979年他回广州后，为了增加收入，便开始向报刊投稿。到20世纪80年代，他的投稿竟能百发百中，向他约稿的报刊增多，他同时还在三家报纸上写专栏文章，写的都是广州地情，即本土文化。
伯洪的名声渐大，1988年他调到广州市政府地方志编纂《广州市志》，任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副所长的同时，还在《美食导报》副刊版任主编，“炒更”六年，还兼任广州诗社的主编，在羊城诗社当副社长等。其间伯洪笔耕不辍，写作更上一层楼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明新请他写《广府文化源流》，他边学边写。参考了数十本有关书籍，写了20多万字，此书于1999年顺利出版。这是第一本研究广府文化的专著，至今仍未过时。那一年，他还写了《商都广州》（20多万字），又与友人合作写了《广州美食》（20多万字），一年写了60余万字。令人惊叹！
知道这位仁兄对广州文史耳熟能详，且能写出一篇篇文章，我对他佩服有加。此外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恢复珠村乞巧的贡献。
那是2001年，天河区珠村的村民将湮没了三四十年的乞巧“摆七娘”自发地重现在祠堂，特邀请广州民间文艺家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市民协”）学者会员到那看一看。没想到伯洪采风回来，当晚撰文《关灯穿针来乞巧》，第二天即在报纸上刊登。紧接几天，广州各大媒体等要闻版上图文并茂地大幅刊登了《东圃又见“七姐诞”》《“七娘会”又回来了》《摆七娘，有意思》等。广州乞巧节这一传统民俗活动从此在天河、番禺、黄埔等区的20多个村落“复活”了。要论功劳，珠村村民敢作敢为值得首肯，伯洪率先写文章在报刊肯定值得称赞，广州几大传媒深入报道更是如虎添翼，助推乞巧节得以成为天河区民俗文化名片。
2003年，龚伯洪当选为市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。他在市民协干的最有影响的一事是，与我等编写出版了《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》。不说此书当时在社会的很大反响与多次获奖，只说在十多年后，在《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》丛书中的总述中，就提到此书，说“这是广州学者全面系统研究非遗的先声”。何为“先声”，因为2004年8月，中国正式加入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。2005年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《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；2006年，广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走上全面整体性保护阶段。我与伯洪等广州学人早在2000年前后，就开始对本土民间文化进行搜集整理，成书后的《广州民间艺术大扫描》包括了广州民间说唱艺术（包括歌谣、木鱼歌、龙舟歌、南音、粤曲、粤讴、讲古）、民间文字艺术（包括诗词、竹枝词、对联、灯谜）等六大章节，书中所一一列举的项目后来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平心而论，是伯洪在历史、人文、方志等知识所长让我们的采写准确，快手切入。时至今日，此书仍有收藏价值。
伯洪著作颇丰，撰写《广府文化源流》《商都广州》《广府华侨华人史》《越秀商业史话》《万缕金丝——广州刺绣》等十多部专著，至于合写的、主编的书很多，他自己都懒得去记。人们却记得他的书、珍藏他的书，这些书为人们了解广州的历史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伯洪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是《游觅越秀古街巷》，刚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11月他便撒手人寰，令喜爱他的朋友与读者痛心不已。
伯洪在十年前的自传中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：“坐敬孔丘，可史可文端殿宇；行思弥勒，能容能笑戏江湖。”我再三读罢，不禁长叹一声：广州少一地胆股票有没杠杆，广府少一奇才！痛悼伯洪！伯洪走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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